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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教授论文5600字_新闻学教授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发布时间:2020-11-09 13:19

  导读:新闻学教授论文应该怎么写?想要在毕业之前撰写出自己满意的论文,并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而现在论文的写作规范要求也是特别多,所以在写作之前,可以先参考一下相关的文献资料,本论文分类为新闻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新闻学教授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新闻学教授论文5600字(一):一位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


  编者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振宇撰写的新著《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最近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一个新闻学教授的责任感,用纪实的方式,回顾了30年来中国民主进程中发生的重大变革、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典型的新闻事件以及媒体对此的评论。书中涉及以下话题:“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理论研究要敢于涉及政治问题”、“稳定是为了发展”、“也要重视程序的科学化”、“建立中国特色的奖励学”、“今天,我们怎样开会”、“谁来判断有否新闻”、“数字掺假是权力腐败”、“忏悔是善良者的专利”、“请为逝去的同胞下半旗”等。该书出版后众多媒体予以报道,受到社会热烈反响。本刊特发专访予以介绍。


  赵振宇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特邀高级研究员、武汉市社会学会副会长、武汉市杂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长江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文化报》总编辑、高级编辑,有多篇作品获全国和湖北省好新闻一等奖、特等奖,三次策划的报道和活动受到中宣部的表扬,主持国家和省级课题多项,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多所高校、媒体作过演讲。出版《奖励的科学与艺术》《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应用新闻论》《与灵魂对话》等多部著作,2007年出版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果《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第二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书出版不久,笔者有幸拜访了赵振宇教授,他推掉一些手中的事务,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记:赵老师,您从事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数十年,可谓著作等身。可是与以前您出版的书籍不太一样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理论方面或者专业方面的书籍,而是一本横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选题的新闻纪实书。您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赵:改革开放30周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全国各地也都在以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纪念它、讴歌它。作为一个在新闻业界从事新闻实践近20年、在高校从教近10年的新闻人,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将自己几十年来的所思所想做一个整理,同时给大家交待这些思想的时代背景,真实全面地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思考,所以就有了这本书的出版。


  30年来,我们说了许多许多,但是,还有许多许多的话没有说。在这本书里,我认为在今后的日子里,应该和需要说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总结教训比讴歌成绩更重要。我们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成功经验,中央和地方正在总结。我们要用实践得出正确的结论,知道以后很长时间的社会发展,这是十分需要的。但是,我认为还有许多的问题或不成功或失败的教训需要认真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我们以后30年和更长时间的发展或许会有益处。第二个方面是理论要走在行动的前面。马克思在论述德国革命时说过一句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70多年前,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者没有船就不能过去。不解决桥或者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这些导师的语录在很长时间之内被人们广泛引用,但是,在实践当中却做得不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曾经说过“摸着石头过河”和奉行“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强调领导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时代,继续宣传所谓的“猫”论,仍然这样做就是对科学的不尊重,这样的危害性已经和正在表现出来,我们需要时刻警惕和防范。


  记:您的书中第一部分为“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这是否表明您很重视这一点呢?您在很多场合不断呼吁,要“少讲假话,讲好真话”,是否也和此相关?


  赵:你提的这个问题挺好,说明你看书非常仔细,我确实是很重视这一点。其实,我上面讲的两点,总结教训比讴歌成绩更重要,理论要走在行动的前面。要实现这两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提供一些他们能够痛痛快快讲心里话的地方。否则,大家即使发现了问题也闭口不言,或者是想说也没有地方,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重视,“一言堂”重现,什么总结教训、理论先行都会成为泡影。


  198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鼓励大家讲心里话》。文章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都要重实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看到文章我很兴奋,但又感到不足,认为文章应该还有续篇。于是我写了一篇《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寄给了《人民日报》。当时还没有用电脑,稿件都是通过邮路而行,但是《人民日报》很快在8月10日头版的每周论坛发表。该文章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反响,《光明日报》第二天便在头版全文转刊了此文。只有议论纷纷,政府才能择善而从。只有提供更多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才可能形成议论纷纷的盛况。只有当我们的民族都关心,参与国家的事情,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才会振兴。评论发表至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这个话题今天仍然需要时常提及。


  当然,如果有了讲心里话的地方,我希望国人好好利用这样的机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少讲假话;在更多的时候,争取讲好真话。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走了,我当晚写了一篇评论《巴金走了,我们还寄托于谁》发表。巴金是以“说真话”的思想战士离开我们的,“巴金走了,作为一个讲真话的精神寄托,他走了。但是,作为一种讲真话人的属性应该回归”。事隔四年,在我的这本书中,提出“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希望建立“说了不白说”的有效机制,其实就是这一观点的表现。


  今天我们该如何讲真话?首先,利用大众传媒讲真话。真话只在私下讲、日记簿里讲,只在床头讲、洗手间里讲,显然是不行的。既然是讲真话,就应该在大众场所和通过大众传媒来讲,让广大的受众都知道。其二,在岗位上讲好真话。不论做什么工作,在生产、工作一线,了解的情况多,说真话的机会多。其三,对当事人当面讲真话。只有“锣鼓对面敲”,真话讲给当事人听。其四,讲真话要合法规合情理。真话就是心里话,说了就痛快。但是,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和传播,说话者不能不考虑说话的效果。一旦到了大众场所和大众传媒,说话者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责任。


  记:您在书中鲜明地提出“数字掺假是权力腐败”,谈的是国人较为关注的腐败问题,可谓一针见血。您对消除权力腐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赵: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30年,也是反腐机制逐步建立的30年。30年间,反腐倡廉问题始终是全党、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和反腐败的水平息息相关。民主政治水平高,反腐败制度体系才能发挥有效性。健全反腐机制,实行广泛的政务公开,包括提高权力运作和公共决策的透明度,确保公众有效获取信息和表达意愿,推动公民的社会参与,把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科学设置权力结构和公众以权利制约权力结合起来,减少腐败发生的概率,完全是可能的。


  在我国,腐败一个常见的表现是数字掺假。如前几年在停产整顿煤矿的验收中,有个别省市验收合格率竟然高达100%。国家安监总局前局长李毅中指出,“停产整顿的煤矿大多是一些不符合安全生产的矿井,在这样的情况下,验收通过率高,甚至达到95%、100%,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这种担心很快得到了验证,河北武安市上团城乡高村煤矿2005年11月15日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24日便发生透水事故,18名矿工被困井下。有关部门在紧急调查后认为,该矿在申领证照过程中“可能存在严重的隐瞒和欺诈行为”。类似的事例层出不穷,而数字掺假的恶果就是事故频发、众多生命的消逝、国家财产的损失。


  消除权力腐败的方法我在书中已经谈到了,那就是让政府相关机构公开信息,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不断进行相关的努力,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2008年6月23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等法律文件就是这一努力的具体成果。


  记:您在书中提出,“为逝去的同胞下半旗”,“社会不能愧对英雄”,“人事档案应当向本人开放”,“着力培养公民意识”等,表现了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担当。您一直主张要“依法办事”、“以事促法”,这几点是否就是您主张的体现?


  赵:30年来,中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但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国家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对普通公民生命的珍重,对普通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维护。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如公民的档案权、知情权、表达权、决定权等诸多权利,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尽快解决。它是我们国家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法制文明程度以及对人权的法律保障水平。


  如“为逝去的同胞们下半旗”。我国的《国旗法》于1990年10月1日颁布施行。《国旗法》中有对国旗的认识和对升旗的要求,同时也有对下半旗的规定。但是,从颁布以来,除了为汶川地震死难者,以及为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轰炸牺牲的三名同胞下半旗之外,其他的很多可以下半旗的时机如1998年洪灾、2003年“非典”、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年忌日、2008年4月28日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故以及近年来的多次空难、矿难、灾难等等,我国都没有下半旗。


  为何没有下半旗?这反映出我国法律规定和人民思想观念中,还存在一些落后的,与国际惯例不接轨的东西。《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其中“可以”所指的情况一直未能实现。在“可以”下半旗的时刻选择不下半旗,虽然并不违反“可以”这一法律规定,但反映出人民思想观念上的陈旧和落后。


  下半旗是以国家的名义对公民最高的敬重和缅怀,很多国家都在重大伤亡事故之后通过包括下半旗之类的方式来哀悼死者。一部法律颁布了近20年未能好好实施,这本身说明了法律文本的某些不科学和不完善。为了更好地施行,我也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组织讨论修改和完善《国旗法》。


  “依法办事”和“以事促法”是事物的两个方面,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两者关系。近年来我一直在强调要加强问责制,保障《信息公开条例》的落实;修改《国旗法》,为普通公民下半旗;以及建设良好舆论环境,保证大家能够讲真话,给大家提供一个讲真话的地方,其中很多都涉及到国家的法律法规。有了法律法规,就要依法办事。


  在某些方面,虽然有了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缺少可操作性,或者某些细则不适合当今时代的需要,在某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能解决问题,或者应对不周。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根据社会实际的需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调整和修正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的法律法规更好地满足时代的需要,满足建设和谐民主社会的需要。如去年7月出现的河南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就是一起看起来是“依法办事”,实际上却是有悖法理的恶性事件。去年12月初,中央电视台又报道了深圳149名受粉尘侵害的农民工,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得上了职业病,却就是因为所在企业不开据证明得不到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由此而不能享受必要的医疗保障。所以,我特别强调,现在要警惕那些打着过时法律旗号却保护着旧制度的落后条文:“以事促法”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记:您的这本书出版之后,业界和学界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新华社高级编辑徐兆荣评价说:“(该书)话题所及经济、政治、心理、法律、新闻等理论与实践的多个方面,可见思考宽、涉猎广,且敢言说。这样的思考文字能够出版,表明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作者的言说则表明他一直在思想、努力、行动……并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我思,故我在。”杂文家鄢烈山认为:(本书)虽然写的不是严格的30年言论自由和社会变革编年史,由于融入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让人读来备感真切;由于梳理了同代人及社会各界的求索轨迹,并上升到理论层面,对于“我们还要说些什么”来推动中国的进步颇有启迪价值。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也对此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指出,“反省是人类的最高智慧,而这种智慧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钟瑛谈及一次学生对老师的测评说,“(学生)现在最关注的大师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一个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的赵振宇教授。赵振宇教授有着难得的智慧,进入学界不到十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位新闻业界与学界都非常认可的人才。30年的改革许多人都经历过,而用心积累的有心人却很少。”您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赵:非常感谢这些前辈和专家给我的厚爱,我确实受之有愧。说起来,这本书是我30年来思考的一个回眸。不是很成体系,但总的来说是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思考。我出这本书,其实是希望新闻工作者们能够积极、审慎、乐观的面对社会现实,共同来促进社会的改革和进步。


  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吴廷俊教授,希望您把书分上下两册出版,加入“我们做了些什么”,把30年的评论研究讲得更深、讲得更透,并适当扩大出版规模,使更多新闻业界和学界的人受益,不知道您是否会有这个打算?


  赵:(笑)非常感谢吴教授的这个建议。时代在变,我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就会不断进行下去,等有了充实的积累,这部书的下册会出版的。


  记:我们期待该书早日出版的一天!好的,非常谢谢您接受采访!


  新闻学教授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轮椅上的新闻学教授


  清华学堂的故人


  木质地板、木质桌椅、狭长的教室、民国式的窄窗,吞吐了中国百年时光、数代学子的清华学堂,浸润在午后温和的阳光中,宁静如初。下午2點10分,随着轮子滑动在木地板上踏实的“咕噜咕噜”声,清华学堂的宁静被打破,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被簇拥着推进教室。


  国字脸、粗眉大眼、利落的寸头、清瘦的身材、黑色暗条纹西装、略嫌松垮的裤管、黑亮的皮鞋,挺拔的背从轮椅中陡然立起一个直角。他右手攥着左手放在胸前,用沉稳的目光打量这间似曾相识的教室,注视着年轻而好奇的同学们。清华学堂迎来了它的故人——应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邀请,刚从美国手术归来,连时差都未倒好便奔赴课堂的司久岳教授。只是这次,他坐在轮椅上。


  现年59岁的司久岳老师是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和首席驻外记者,游历过世界几十个国家,报道过奥运会和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9年前,同样从美国出发,同样是到达北京,时任新华社驻洛杉矶分社社长的司久岳放弃了美国的舒适生活,欣然应邀来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知天命之年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他每周有三次课,每次课都会抽出两三天的时间准备”,“每次他都要把同学们提交的60多份电子版作业打印出来一一认真批改”,司老师以前的学生回忆道。2007年,在和学生谈话时,司老师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康复,但心肌功能仍有1/3受损。2011年10月11日凌晨1点,在连续批改作业数小时后,司老师突感不适,想起身伸展一下僵直的身体,不料一头倒地,昏厥在桌前。这一倒,就是几个月昏迷。司老师被诊断为脑中风。凭着坚强的意志,司老师最终苏醒,并逐渐恢复了基本的活动与说话能力,但此后只能以轮椅代步。由于身体不便,清华大学暂停了他的课。为了生计,司老师办理了停薪留职,暂时离开清华,成为新华社驻塞尔维亚记者,重赴新闻第一线。


  李希光老师说:“司老师很想念同学。他刚在美国做完手术。”


  第一问:新闻的价值


  这堂初级新闻采写课按照往常流程进行。司老师静静地坐着,全神贯注地望着屏幕,听同学们分组做读书报告。手指相扣放在胸前,时而有所思地点头。


  在听学生就李希光教授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顶尖记者》一文所做的报告后,司老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什么叫新闻?什么样的新闻才叫好新闻?”提问掷地有声,回答却是满堂沉默。似乎这样的问题太过深奥和宽泛。


  司老师望着学生们,一字一顿地说:“新闻,就是讲故事。故事讲得好,那就是好新闻。”他清清嗓子接着解释道:“记者,就是讲故事的人,就是匠人,新闻匠人。记者不是要添油加醋,不是要写小说,怎么想怎么来,记者就得老老实实讲故事。中国高校为什么出不来顶级的记者,就是因为中国大学里的学生已经不会讲故事了,甚至有那么多的老师、教授,也都不会讲故事了。你们得学着把故事讲好。”


  “同学们,什么是新闻价值?新闻价值,这是实际操作性上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问题。新闻要素其实是新闻价值所在。你如何判断这个事情是否重要比你掌握这个理论要重要……”


  在一篇有关PX项目的报道作业中,有学生使用了“不法分子”、“不法势力”等词语。司老师对这种“戴帽子”的写法并不认同:“游行怎么就成了不法分子?”司老师说,“这种说法是火上浇油,要慎用定性名词。”


  司老师对每组作业都进行了尖锐的点评,观点犀利。司老师最终总结道:“我们所需要的新闻学教育,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一种人文的、人性的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培养讲故事的匠人和艺人。”


  第二问:新闻与批判


  在点评学生做的中外媒体“米歇尔访华”报道对比时,司老师问,“西方对中国的矛盾心理,到底是被对中国过去的印象束缚了思维还是有意抹黑?”


  “我们不知道”,同学们说。司老师没有给出答案,他提醒同学们“看新闻不是简单地获取信息,而是要观察对方的视角。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新闻报道背后的国际政治背景。西方职业记者会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嗅觉,往往会抓第一夫人生活化、亲民的形象,和中国学生头脑呆板的形象,表现中国的僵化、封闭与美国的开放自由。这种报道习惯,体现出西方对中国有意或无意的误读”。


  司老师还讲述了采访贝尔格莱德大学一位国际战略教授时的经历。“这位南斯拉夫教授说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没有哪个国家和平崛起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国是和平崛起的。从欧洲到美洲,包括亚洲的日本。我说我们国家就是要走这条路。他说是不实际的。”司老师说,“当时我听了就非常尴尬”。他提示同学们,我们听惯了“和平崛起”这个词,所以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但,“第一,你看看历史,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二,你想和平崛起,但人家会不会不和平地把你压下去呢?人家打你怎么办?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三问:新闻与真实


  在课堂上做报告的一名同学点评新华社转引日本媒体关于日本拟向美归还武器级核材料的报道,他说,新华社报道客观、全面,值得学习。司老师紧紧抿着嘴唇,眼睛来回扫视着同学们。他缓缓抬起右脚,把压在轮椅踏板下的左脚挪回踏板上,把身体向后靠了靠。


  司老师问,“这条新闻重要吗?”


  “重要。”


  “为什么重要?”


  “……”


  “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谣言?你们知道吗?查了吗?”司教授紧逼着问。


  “……”


  “什么叫达成了协议?只是口头答应吗?现在执行了吗?如果没有执行,这个报道不就是一个谣言吗?”


  “……”


  “大家查了这则新闻(报道)的时间了吗?这些核材料最后去哪了?”


  “……”


  “这个新闻给了中国媒体一个耳光。”司老师语气中透着焦虑,边说边上下挥舞着右手,还不能自由活动的左手握着拳,在胸前颤抖着。


  “‘拟’,说明还没有归还。谁能保证这条新闻的真实性?日本到底有没有归还核材料?没有人注意到這一点。事实是日本最后没有归还核材料,否则他们必定会大张旗鼓宣传一番。日本方面发布这条新闻的时间正值‘核峰会’,也许他们放出了一颗‘烟雾弹’,目的是破坏中国在峰会上有利于自己的议程。”司老师解释道,中国本打算在即将召开的核峰会上质疑日本,将核材料作为一个议题,由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压,敦促其归还。然而新华社顺着日本试探性的放风进行了报道,实际上把我国所做的准备和议程打乱。在新华社转引日媒报道后,如果中国再提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无理。日本以此转移核峰会的焦点,减少针对其的议题,缓解可能面临的压力。


  “新华社的报道中完全没有谈论新闻的背景。确实做到了客观,却丧失了立场。”司老师指出,由于没有关注国际政治背景,又缺少准确的信源支持,该报道可能在无形中帮助他国实现更隐蔽的政治诉求。“这是一场国际斗争,一场政治斗争。”他告诫同学们一定要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新闻,对事件的真实性做出信源和内容的二次判断。“我们记者在做任何一个新闻时,都要首先问自己,这个新闻重要吗?这个新闻是真的吗?”同学们若有所思,纷纷点头。


  “说实话,我也没能想得这么深入”,一直站在司老师身旁的李希光老师忽然笑了,“司老师和我是新华社的‘元老’,没想到‘元老’如今还要批评新华社。”


  第四问:新闻框架与思维定势


  司老师有个研究生现任新华社驻非洲某个国家记者,该记者认为国家新闻体制不改革,就写不出新闻来。司老师断然否定,“这理由完全不成立。”司老师回忆,这个记者曾写过一篇报道,介绍非洲大象数量锐减,呼吁公众打击偷猎者、保护大象。司老师建议她,“一定要反过来写,写保护大象给当地人民带来多大损失”。司老师说,“非洲植被少,有很多沙漠,大象一天的食量非常大,他们吃不饱就去吃非洲人民种下的农作物,这确实给非洲人民带来损失。”


  司老师问,“非洲的动物难道只有大象吗?”他指出,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当前已经形成一种“大象一死就不得了”的舆论环境,这也是一种媒体设置的思维框架。他希望同学们不要被这个框架框住。司老师进一步问道:“非洲草原上灭绝了的那么多动物,难道都是中国人买象牙买走的吗?”


  司老师指出,从历史上来看,非洲的生态破坏其实是从西方入侵非洲开始的。偷猎是造成非洲生态破坏的次要原因,而对食物链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是非洲野生动物大量消亡的最重要原因。他提醒同学们思考为何目前的报道往往突出偷猎和购买对其的影响。“一些西方记者把捕猎大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因为中国人喜欢购买象牙,想用这样的方法来抹黑中国,但这根本就是错误的,不是事实。”


  记者不可“tooyoung,toosimple”


  “‘Youaretooyoung,toosimple,sometimesnaive.’这句话一针见血,值得我们做记者的,包括你们做学生的,深刻理解,反复告诫自己。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一个警示,就是我们不能这样。”当司久岳老师说出前半句时,台下爆发出一阵笑声。而当司老师说出后半句时,台下陷入了沉默。如何避免“tooyoung,toosimple,sometimesnaive”?司老师并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在一节课上用不断抛出的问题提醒同学们,跳出思维定势和框架,成为一个独立思考、批判思考、会讲故事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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