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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哲学论文2300字_西方文化哲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发布时间:2020-06-29 09:24

  导读:想要写作出优秀的西方文化哲学论文,想必大家都会觉得不容易的,不管是从标题还是内容上,每一个结构都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学习一下前辈的写作方式也是会有收获的,本文分类为社会科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西方文化哲学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文化哲学论文2300字(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文化根源论文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就在于,它把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哲学的转向,这种文化哲学的转向和20世纪哲学的其他转向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其文化根源是什么?弄清楚上述问题,无论是对于我们深刻领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还是对于我们领会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意义都是重大的。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研究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存在着诸多差异,各个流派本身也存在着特定的缺陷,但都展现出对资本主义,包括对后工业社会和现存文化的批判而形成的共同的理论定位。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总体性的文化革命观,到当今正在活跃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针对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与20世纪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同呼吸、共命运,关注着人类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境遇,关注着发达社会条件下人的解放和自由。而这些正是20世纪人类社会演进的核心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这种文化根源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和20世纪西方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西方哲学的各种转向都和“语言的转向”存在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西方“语言的转向”既发生在英美哲学中,也发生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其共同点都是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中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逻各斯主义。他们要求放弃对世界终极本质和价值的追寻,认为哲学就是要通过语言分析,来消除因语言误用而导致的各种“哲学病”,因此他们不是把语言升华到真正哲学的高度,而是把哲学降到了工具性的语言的层面;那么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要求哲学,因此他们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阐释了“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的生活经验,并力图通过语言的解释来阐释人文世界的意义,使哲学具有一种文化的功能。欧洲大陆哲学的这种“语言的转向”,使西方哲学家要求划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井逐渐发展到对整个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复兴。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转变,和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所不同的只是,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批判的主要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通过接受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把哲学批判进一步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内部的谱系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应该看作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源,不断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发展进程。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支文化哲学的传统。○1这一传统实际上是由马克思本人所奠定。马克思继承了维科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和实践论传统,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说明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确立了用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来说明人的自由。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把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作为哲学本体,并以此出发进行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揭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拉布里奥拉、葛兰西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在阐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特质的出发点就是在厘定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不同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他坚决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解,并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系统的哲学世界观,产生于马克思的思想创造,但这种思想决不是凭空思辨的产物,而是对以往的哲学、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结果。因此,这种哲学充满了历史的内容,它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本体论;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又必然要落实到政治实践领域,体现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2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实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突破知识论谱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承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起了很大的作用。○3从他们理论发展的实际轨迹看,青年卢卡奇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曾经受过当时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如齐美尔等人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葛兰西则是在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特别是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下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共同特点是要求区分自然科学和哲学等人文科学的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要求哲学等人文科学应该研究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境遇中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是把这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哲学同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结合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在西方古典人道主义的理论趣旨的引导下,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批判理论,建构出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


  总的来说,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哲学的复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宏观哲学文化背景;而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分化的内在根源;理论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决定了理论家理论的价值趣旨。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文化根源。


  西方文化哲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从文化哲学视野审视西方哲学中的实践理论问题论文


  全球化时代的历史目标是人的世界的文明进步及其持续发展。由此,本文从文化哲学视野提出“重新理解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文章批判地考察西方哲学史上在实践理论取向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了它从实践范畴中演绎出了这样一种结果——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与现实的实践活动即与“现实生活过程”的分离与分裂。这是当代世界活动中全部文化危机问题的产生生根于实践理论中的根源。为此,进一步探索重新理解文化的方法论问题,必须从文化哲学视野真正走进马克思实践理论思想的真实内核。


  [关键词]西方哲学;实践理论;人文关怀终极目的与现实的实践活动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6)01-0049-05


  李应龙(1952—),男,湖北钟祥人,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柏林洪堡大学访问教授。(江西南昌330013)


  进入全球化时代,为了人的世界的文明进步及其持续发展,“重新理解文化”作为从文化批判的视野提出的一个文化哲学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学界关注的热点。原因在于,当代世界产生的各种危机,尤其是环境危机,其实质是文化危机问题,因为它已经直接裸露出了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世界存在的意义如何可能这个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问题。然而,传统的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相互区别与分离的文化观念及其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它作为潜在性的生活意识和文化习惯仍然在顽强地渗透于当代世界的实践领域。正因此,从文化批判视野来考察源于西方哲学的“实践理论”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显得格外紧迫和重要。考察的目的是要在实践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上来寻求重新理解文化的正确途径。因此,本文的批判考察对象不包括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思想,只限于西方哲学史上在实践理论取向方面其他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以便我们在进一步探索重新理解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时真正走向马克思实践理论思想的真实内核。


  下面,我们就从文化本身的终极目的问题入手。


  我们知道,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世界存在的意义栖息的家园,它自身天然地就携带着人文关怀应有的终极目的的意义。从文化哲学视野来说,这里的关键是这一意义究竟源于何处?如果源于现实的实践活动,那么,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与现实的实践活动自然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是源于作为世界本源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观念,那么,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与现实的实践活动就会产生各种形而上学的分离和分裂。就后一种倾向来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其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古希腊时期,雅典城的文化生活已经相当丰富。日趋行业化的社会分工、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的分离、贵族阶层与“贱民”奴隶的对立,这三点成为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思想生成的社会基础。在古希腊社会生活基础上,把它当时文化活动的性质上升到哲学层面并形成系统的实践理论的,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人。


  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通过资本经济、世界市场和现代高科技强大的加速度推进,在短短的近三百年间,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所设定并折射出的古代世界生活的上述对立,它在当代世界不仅演变成了人文道德与科技理性以及人与自然的直接对立,而且,反过来,它甚至蜕变成了当代人的世界和人的生存的文化危机——“精神家园”的失落和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种后果意味着,只能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自由的道德活动已经成为亚里士多德当初追求的那个“最高的善”的实现活动的自我解体和湮灭。


  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是有创见的,他从根本上改变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的性质和本体论的方向。但是,他却没有解决亚里士多德以来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与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分离并对立的问题。康德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关键是方法论上的所谓“哥白尼革命”:指“假定”“对象必须符合我们的认识”,即科学的认识活动是以经验现象条件的批判为限制的,或者说当逻辑“限定在知性的一定对象上的时候”,科学认识才是可能的。


  康德、黑格尔之后,西方近代哲学开始向现、当代哲学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我们锁定的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及其合理要求的形而上学意义与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关系问题来说,有三种发展趋向值得我们关注,即西方现代哲学的本体论转向、“语言学转向”,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转向。这三种转向具有某些重要的内在联系,即,鲜明的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关注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世界的存在意义及其本身的文化活动特性——如生命活动、符号活动、感性实践、人的解放等。然而,在西方现代哲学的本体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中,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与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关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我看来,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文化挑战。因为,它抓住了所有形而上学的终极意义都必须通过语言符号才能正式“出场”这一文化事实,由此,它把所有有关形而上学的终极意义都锁定在语言这一最基本的文化符号内来审察其意义的语言合法性。应该说,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因为,它终于把本来就属于一种文化形式的哲学,第一次还原于生成它的理性形式的文化母体内来寻求其形而上学意义的实在性和文化合法性,由此,它把哲学、把终极意义从哲学家个人的精神活动的头脑中解放了出来,真正变成了一种具有感性实在特点的文化活动本身。然而,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作为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反叛,它对于观念性的道德终极目的的意义及其可能性所进行的仅仅是语言学的分析。在这种分析中,作为道德终极目的的“意义”始终被封闭在承载它的语言符号本身的文化形式结构内,而后者同样地保留了与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分离和对立,这实质上是一种语言的形而上学。正因此,一旦德里达的《写作语言学》使静态的语言结构获得与现实的实践活动类似的动态活动的历史特点时,“出场”与“不出场”的语言游戏就带着滑稽的意味地彻底消解了观念意义与语言本身的形而上学。在这个意义上,在西方现代哲学的本体论转向中,与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文化批评理论都有着深刻联系的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出场,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中,海德格尔“此在的诠释学”完成了诠释学的生存本体论“转折”,之后,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和“效果历史”的概念确实已经包含着道德目的的终极“意义”与现实的实践活动发生实际联系的意向,而且,伽达默尔后期通过引入“使用”概念,他甚至肯定了诠释学的未来就是面向“实践”。但是,如何来理解实践呢?伽达默尔没有说明。我们无从知道在他的理解中“实践”是怎样的一种价值活动。为此,我们只好回到使诠释学产生本体论转向的海德格尔,看看他的“此在的诠释学”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否包含着道德的终极目的与现实的实践活动产生内在联系的思想萌芽。


  海德格尔早期“此在的诠释学”,以个体的存在等同于“此在”,实质是试图确立个体的生存与周围世界“共在”是如何可能的。这里,对于“共在”的诉求包含着时间上的一种当下性,当前性,这与实践活动感性的现实性似乎是可以融通的。但是,个体通过什么途径诉求于展开“共在”的生存理解呢?这就是所谓诠释学的循环问题。诠释学的循环不可避免。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阐释学的循环不是个体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循环途径)进入理解的,而是个体通过此在的“前结构”(循环途径)进入理解的。此在的“前结构”是什么呢?是“烦”,“烦”源于“畏”,“畏”源于“死”,“死是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一种去存在的方式。‘一个人刚一降生就老得足以去死。’”(6)这就是说,此在的“前结构”本质是“向死之存在”。这样,此在只有在他的“本真”性的生存状态才具有存在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正视“向死之存在”,从中唤起“良知”,从而自觉地为“自由”而进行“决断”。在这里,自由是存在的目的意义,具有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的意义,“良知”、“决断”是道德性的判断、选择和筹划,它是个体此在的一种思想精神活动,即“自由”通过“良知”、“决断”的中介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发生联系。这里,我们似乎看到这种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然而,这一“联系”存在二个致命的问题:其一,生产劳动是人们与环境世界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相互交换”的活动,而“良知”、“决断”只有主观上产生“信息交换”的可能性,它不包含“物质、能量”实际的相互交换活动,即,由“良知”、“决断”构成的联系不是实际发生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它不像伽达默尔,后者通过引入“使用”概念进入实践,使理解与现实可能发生实际的实践活动。其二,此在的“前结构”是个体的,通过它,个体进入与环境世界“共在”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仅仅是个体的世界,而现实的人的实践性具有三个维度,即人的个体性、社会性和类的特性。这就是说,海德格尔实际上把人的类生活、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三维整体存在的世界通过他的此在的“前结构”,微缩、抽象为个体的精神世界存在了。显然,这不是现实的实践活动呈现出的人的世界的存在面貌,人的世界的实际存在态势更为生动具体,精彩纷呈。尽管,海德格尔后期的世界概念是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但他的只是在微观个体维度上理解世界的方法论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此在的“前结构”本身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它并没有在本体论意义上解决西方传统哲学固有并留下来的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与现实的实践活动分离并对立的问题。而且,就此在的“前结构”抽象的和精神性的形而上学而言,它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没有本质的区别。思想的历史逻辑也是很奇妙的,从否认西方传统的观念“世界”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开始,现在,海德格尔的问题却回到了世界存在的本体论观念,回到了黑格尔,这是否也是诠释学不可避免的循环呢!


  追寻诠释学的上述循环,我们应该回到黑格尔,看看当初黑格尔在纯粹认识论(即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是如何解决亚里士多德留下的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与现实的实践活动分离并对立的问题的。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显现为实践阶段时,实践具有包容真、善、美的总体性,这使得人的本质力量与劳动(实践)结合,由此,一方面,劳动具有了普遍的抽象的特点,因为它是人的需要的间接的满足,不是直接的、本能的满足,因此,通过劳动,人不仅间接地满足了本能的需要,同时也获得了一种以劳动为标志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正因此,另一方面,劳动也就成为人获得自我意识和自由意识的历史过程。在这里,黑格尔的智慧是把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自由)与现实的实践活动(劳动)的联系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思想极为重要。但是,黑格尔表述的是一个“首足倒置”的历史过程,他不是把这个历史过程理解为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与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内在联系不断展开、不断实现着的发展的历史过程,相反,这个历史过程被理解为不断消亡的过程,直至在艺术审美活动中所表现的那样,精神意识活动由古典形态到现实形态、由现实形态到浪漫主义,最终艺术审美的历程成了回归于“绝对理念”,证明“绝对理念”形而上学的合法性的历程。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宿命”论的形而上学。当然,尽管这样,黑格尔对于实践(劳动)活动的理解却闪烁着辩证法的精彩智慧。而实践(劳动)活动,恰恰成为马克思彻底终结传统的形而上学,完成实践哲学的历史性革命的关键环节,从而也为我们指示了重新理解文化的正确途径。


  综上所述,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到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诠释学的理论,我们的批判考察表明:在西方哲学关于实践理论的理解取向问题上,我们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了它从实践范畴中演绎出了这样一种结果——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与现实的实践活动即与“现实生活过程”的分离与分裂。这个问题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发展进程中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当代世界活动中全部文化危机问题的产生生根于实践理论中的根源。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很明显,重新理解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哲学问题提出来,它触及的首先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必须在方法论意义上直接走向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思想,以寻求其中的真实内核,为我们真正找到解决当代世界生活提出的重新理解文化问题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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